第一类：似乎无意或有意遗漏的信息。大体包括以下几类：江徽宗朝的大型土木工程。自明代中叶李濂编《汴京遗迹志》，在《东京梦华录》跋语中提出“艮岳已成，梁台、上方寺塔俱在，而录内无一言及之”，不记艮岳几乎成为研究者公认的《东京梦华录》最重大遗漏；胡震亨《秘册汇函》本《东京梦华录》跋语又说“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，无论诸宫，只如政和新宫，自延福、穆清已下尚有四十余殿，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，何可略也”，《东京梦华录》无一语提及徽宗修建“延福六位”、开景龙江和诸复道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害民工役，也受到关注。自朝廷重大典礼活动，只记南郊大礼，不记北郊夏祭；《序言》明明说到“看变化则举子唱名，武人换授”，正文中却无一语提及宋代三年一度的选材盛典。于胡震亨又特别提到“记中尝及童、蔡园第，后家戚里，当时借权灼焰、诱乱导亡之事，绝不因事而见，此盖不得杨衒之《洛阳伽蓝》法耳”，认为《东京梦华录》停留在追忆繁华的表层，未能在叙述中寓含治乱兴衰的训鉴。工不记金人攻城的惨痛和危城中可歌可泣的事迹。古“二帝北狩”避而不谈。

第二类：提及已被宋廷惩处、声名狼藉的“六贼”等人，不直呼其名而“尊”其官称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主要记录都市生活与朝廷典礼，不涉史事，不记人物，只在介绍东京的桥梁、街巷与园林苑囿之时，提及若干私人宅第与园林。从身份来看，主要包括以下几类：一，北宋末年高官权臣，《东京梦华录》提到他们之时都用官称，包括蔡太师（京）、童太师（贯）、王太宰（黼）、郑太宰（居中）、高殿前（俅）、邓枢密（洵武）以及刘廉访（其人待考）；二，徽宗后妃，包括明节皇后（徽宗宠妃小刘氏，薨逝后追封皇后）、郑皇后（徽宗第二任皇后，与徽宗北迁，死于五国城）、彭婆婆（徽宗做端王时的妾，以小故逐出另嫁，后又召入禁中）；三，驸马都尉，包括张驸马（应为张敦礼，尚英宗女祁国长公主）与李驸马（可能为李遵勖，尚太宗女万寿长公主）；四，教坊使孟景初及“曲子张”（北宋末年唱曲名家张衮臣，供奉禁中，授观察使，号曲子张观察）；五，北宋名门望族“桐树子韩家”（韩绛、韩维兄弟先后于神宗、哲宗时官至宰相）和王太尉（可能为真宗朝名相王旦，其家族在北宋亦属世家）；六，“一丈佛”（应指仁宗、神宗时的宦官王中正，神宗元丰年间五路大军伐夏，为一军统帅）；七，赵十万（应为巨富之家，开封有“赵十万街”，孔宪易认为此人可能是犹太商人，“赵”为赐姓）。《东京梦华录》提到人物之处，尚有卷六“十六日”介绍上元节宴会，宣德楼右朵楼“相对蔡太师以次执政、戚里幕次”；卷七“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”介绍金明池水戏所用大小龙船，说“皆进花石朱缅（勔）所进”；“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”妙法童女队出场，“中贵人许畋押队”；卷九“入内上寿”介绍教坊杂剧色时提到教坊使孟景初等；卷十“车驾宿大庆殿”介绍喝探制度，借卫兵之口提到“殿前都指挥使高俅”；“除夕”介绍禁中大傩仪，“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，贯全副金镀铜甲，装将军”。综上，蔡太师（或称蔡相）是全书出现频率最高的人，共有四次。研究者还注意到，南宋初年除了蔡京之子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不称蔡京名字，其他书中尊蔡京而不名者十分罕见；《东京梦华录》对祸国殃民、声名狼藉的一众奸臣尊称太师、太尉、太宰，研究者认为应该出于称谓上的习惯或感恩戴德的旧情，证明作者与这些人存在非同寻常的关系。

第三类：靡不赅载、细致入微的记录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东京风物，从范围方面来看可谓包罗万象，“大而朝贺典礼，小而口味戏剧，无不详备”（李濂跋语）；就手法角度而言可谓生动细致，“若彩山灯火、水殿争标、宝津男女诸戏、走马角射及天宁节女队归骑、年少争迎，虽事隔前载，犹令人想见其盛。至如都人探春、游娱池苑、京瓦奏技、茶酒坊肆、晓贩夜市、交易琐细，率皆依准方俗，无强藻润，自能详不近杂、质不坠俚，可谓善记风土者”（胡震亨识）。特别是关于朝章国制、重大典礼，《东京梦华录》记录了异常丰富的细节，极为引人注目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就说：“如《宋志》南郊仪注，郊前三日，但云斋于大庆殿、太庙及青城斋宫；而是书载车驾宿大庆殿仪、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仪、驾诣青城斋宫仪，委曲详尽。”通观全书，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特别值得注意：

江宫廷中的膳食。比如卷一“大内”条，详记皇宫中早晚进膳的排场与程序，描写各类服务人员的服饰与举止，乃至所用食盒的形制与覆盖绣物的样式，都写得清清楚楚；卷九“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”条，正面描写徽宗天宁节生日大宴的完整流程，介绍了宫廷燕乐引导的“九盏制”，文武百官、皇室宗亲及外国使节的座次、看盘与酒水安排、司仪人员的服饰与举止、下酒菜的品类以及御筵所用酒食器皿等，都有详细记载。

自各种政府机构及其所参与的工作。比如卷一中的“内诸司”与“外诸司”，尤其是“外诸司”条，貌似杂乱无章地罗列了诸多设置在皇宫以外的机构名称，总计包括七司、十四库、四坊、八院、十一务、四所、三场、一监、三局、一营以及众多仓库、粮仓与草场等，令专业研究者也望而生畏，普通读者更是看得眼花缭乱。这些机构是维持北宋末年皇宫日常生活、保障各项重大礼仪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，其中既有北宋从前朝沿袭下来的机构，也有北宋晚期专为皇帝奢侈享受而特设、由宠臣和宦官掌控的新增机构。这些部门役使着大量隶属军籍或民籍的工匠，卷四“军头司”记载“其余工匠”，列举上述机构名称并说服务于这些部门的军籍人员“各有指挥，记省不尽”。这些机构承担着与京城中各项土木工程、宫廷日常消费、朝廷礼仪活动等有关的工作，在运转中消耗着北宋政府的巨额财富，同时也凭借权力从城市经济活动中获取大量税金或租金，是皇帝与特权人物行使权力、满足欲求的最直接工具。对此，《东京梦华录》随记事主题，在不同条目中有所提及，比如卷一“东京外城”介绍城上军事防守设置的修整，提到“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，每日修造泥饰。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”；卷七在介绍皇帝驾临金明池仪式之时，提及“池苑所进奉鱼、藕、果实”“后苑作进小龙船”，想在金明池垂钓的人，“必于池苑所买牌子，方许捕鱼”，金明池边的彩棚幕次乃至水戏所用大小船只均向士庶明码标价出租；卷八介绍庆祝神保观神生日的活动，“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”，“太官局供食”，“殿前两幡竿，高数十丈。左则京城所，右则修内司，搭材分占”。至于内酒坊与翰林司等供给饮食、仪鸾司（帐设局）搭设帐幕、金吾街仗司等执举仪仗、车辂院与鞍辔库等管理车马等，都属于常规职属范围，无须专门介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