诚然诚然，若语其要，则修身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正心？正心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诚意？诚意二字亦足矣，何必又言致知，又言格物？惟其功夫之详密，而要之只是一事。此所以为精一之学，此正不可不思者也。夫理无内外，性无内外，故学无内外。讲习讨论，未尝非内也；反观内省，未尝遗外也。夫谓学必资于外求，是以己性为有外也，是义外也，用智者也；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，是以己性为有内也，是有我也，自私者也；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。

故曰：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者；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也。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。

格物者，《大学》之实下手处，彻首彻尾，自始学至圣人，只此功夫而已，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。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，皆所以修身，而格物者，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。故格物者，格其心之物也，格其意之物也，格其知之物也；正心者，正其物之心也；诚意者，诚其物之意也；致知者，致其物之知也。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？理一而已，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，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，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，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，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。故就物而言谓之格，就知而言谓之致，就意而言谓之诚，就心而言谓之正。正者，正此也；诚者，诚此也；致者，致此也；格者，格此也。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。天下无性外之理，无性外之物。学之不明，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，认物为外，而不知义外之说，孟子盖尝辟之，力至袭陷其内而不觉，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？不可以不察也。

所“精义入神”四句：语出《周易·系辞下》“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”。意为精研义理达到神妙的境界，便可以运用；运用所学而安身，可以提高品德修养。也 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：意为这是天赋的德性，内则成己，外则成物，是综合内外的规律。语出《中庸》“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”。

您信中说：“如果认为做学问不必到心外探求，只要在心中反省体察就可以了，那么正心诚意这四个字还有什么没有说尽的呢？又何必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用格物的功夫来困惑人呢？”

很对！如果要说最关键的，那么修身两个字就足够了，何必又要说正心呢？正心这两个字就足够了，何必又要说诚意呢？诚意两个字就足够了，何必又要说致知，又要说格物呢？之所以这样，只是要使做学问的功夫详细而周密，而概括起来只是一件事。这就是所以称之为精一的学问，这一点不能不认真思索。天理没有内外之分，人性没有内外之分，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之分。讲习讨论，未尝不是内；反观内省，未尝就遗弃了外。如果认为学问一定离不开向外寻求，这就是把人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，这就是义外、用智；认为反观内省必须在本心上探求，就是把人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，就是有我、自私，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知道人性没有内外之分。所以说精研义理达到神妙的境界，便可以运用。运用所学而安身，可以提高品德修养；这是天赋的德性，内则成己，外则成物，是综合内外的规律。由此便可以明白格物的学说了。

格物是《大学》实际下手的地方，自始至终，从刚开始学习到最后成为圣人，只有这一个功夫，并非仅仅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格物的功夫。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为了修身，而格物是人们每天所下的功夫中能看得见的地方。所以格物就是清除心中的物欲，清除意念中的物欲，清除认识上的物欲；正心就是纠正物欲之心；诚意就是使物欲之心精诚；致知就是致其物欲的良知。这难道有内外彼此之分吗？天理只有一个，从天理的凝聚上来说就是性，从天理凝聚的主宰上来说就是心，从天理主宰的发动来说就是意，从天理发挥光明觉悟上来说就是知，从对天理的光明觉悟的感应上来说就是物。所以天理从物上来说就是格，从知上来说就是致，从意上来说就是诚，从心上来说就是正。正就是正心；诚就是诚意；致就是致知；格就是格物。都是为了穷尽天理而充分发挥本性。天下没有本性以外的天理，没有本性以外的事物。圣学不昌明，都是因为后世儒生认为天理存在于本性之外，认为事物存在于本心之外，而不知道孟子曾经批评过义外的学说，以至于沿袭并陷入错误而不觉悟，这难道不是也有似是而非而难以明白之处吗？所以不能不体察呀！

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，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，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，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，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，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，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，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。审如是，岂但获罪于圣门，获罪于朱子，是邪说诬民，叛道乱正，人得而诛之也，而况执事之正直哉？审如是，世之稍明训诂，闻先哲之绪论者，皆知其非也，而况执事之高明哉？凡某之所谓格物，其于朱子九条者之说，皆包罗统括于其中，但为之有要，作用不同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。然毫厘之差，而千里之谬实起于此，不可不辨。

所朱子九条：朱熹在《大学或问》中提出的关于格物致知功夫的九条方法。

你怀疑我的格物学说，一定是认为我肯定内求而否定外求，一定是认为我专门致力于反观内省，而放弃了外在讲习讨论的功夫，一定认为我一心在简洁的纲领本原上，而忽视了详细的条目，一定是认为我沉浸在枯槁虚寂的偏执中，而不能穷尽事理人情的变化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难道只是得罪了圣门，只是得罪了朱熹先生吗？这简直是用邪说欺骗百姓，离经叛道，人人都可以杀了我，更何况像您这样正直的人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社会上稍微知道一点训诂的人，听说一点先哲学说的人，都知道我是错误的，更何况像您这样高明的人呢？我所说的格物包含了朱熹的九条，但我的格物学说自有重要的地方，作用也和朱熹先生的九条不同，也就是所谓的差之毫厘。然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我不能不辩明。

孟子辟杨墨，至于“无父无君”。二子亦当时之贤者，使与孟子并世而生，未必不以之为贤。墨子兼爱，行仁而过耳；杨子为我，行义而过耳。此其为说，亦岂灭理乱常之甚，而足以眩天下哉？而其流之弊，孟子则比于禽兽夷狄，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。

今世学术之弊，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，谓之学义而过者乎，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？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！孟子云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杨墨之道塞天下，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，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，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。噫，可哀矣！韩氏云：“佛老之害甚于杨墨”。韩愈之贤不及孟子，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，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，其亦不量其力，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。呜呼！若某者，其尤不量其力，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。夫众方嘻嘻之中，而独出涕嗟若；举世恬然以趋，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。此其非病狂丧心，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，而非天下之至仁，其孰能察之？

其为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盖亦不得已而然，中间年岁早晚，诚有所未考，虽不必尽出于晚年，固多出于晚年者矣。然大意在委曲调停，以明此学为重。平生于朱子之说，如神明蓍龟，一旦与之背驰，心诚有所未忍，故不得已而为此。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？”者盖不忍抵牾朱子者，其本心也；不得已而与抵牾者，道固如是，“不直则道不见”也也。执事所谓“决与朱子异”者，仆敢自欺其心哉？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；学，天下之公学也；非朱子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天下之公也，公言之而已矣。故言之而是，虽异于己，乃益于己也；言之而非，虽同于己，适损于己也。益于己者己必喜之，损于己者己必恶之。然则某今日之论，虽或于朱子异，未必非其所喜也。“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，其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3而“小人之过也必文”。某虽不肖，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