匙抄烂饭稳送之，合口软嚼如牛呞。

妻儿恐我生怅望，盘中不饤栗与梨。

—《赠刘师服》

这简直是小说式的家庭生活幽默小景。

韩愈的著名的《石鼓歌》，继杜甫的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之后，开拓了咏金石碑帖诗的途径。摩挲金石，赏玩书画，本来就是文人的文化生活。所以这种诗，原来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。可是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，却又成了脱离现实。韩诗中还有《病中赠张十八》，记与张籍辩论诗学；《寄崔二十六立之》，描写考试场中“战词赋”的情形，都是实写文人的文化生活的。

韩诗不但善写自己的事，也善写别人的事。例如，孟郊、贾岛、卢仝、崔立之等人的坎坷潦倒的身世，都在韩诗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刻画。乃至刘辟如何造反，朝廷如何征讨，刘辟如何失败，这样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事，复杂曲折，头绪纷繁，通常用散文来叙述都很吃力，韩愈的《元和圣德诗》却能用四言诗这样局限性最大的形式把它写得脉络分明，一目了然。如果说，杜甫使诗歌恢复了《国风》《小雅》的传统，那么，韩愈写这首《元和圣德诗》，显然是有意识地要更进一步恢复《大雅》和《周颂》的传统。至于他这个意图实现了多少，自是另一个问题。樊汝霖就说这首诗并不像《周颂》那样简约庄严以颂圣德，却像《鲁颂》那样，于德不足者，只好侈词以夸功。

樊汝霖的话未必是对的。韩诗代表作，多是着力刻、尽情铺张的古体长篇，岂仅一首《元和圣德诗》而已。这就要说到韩愈在杜甫之后开辟新道路的问题。

杜诗中已经有刻，有铺张，主要是用来写实，用来穷形极相地刻画民生的疾苦和诗人自己身世的颠连，铺张扬厉地展现时代的大动荡大变化。韩愈虽然担当了杜甫的继承者的使命，但是他远不能像杜甫那样与国家共命运，与人民同甘苦。他的视野，他需要反映的世界，比杜甫狭小得多。因此，他从杜甫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发展的刻之笔，铺张之文，就不全是用来写实，而是用于艺术的夸张。韩愈诗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，一是“狠重奇险”的艺术境界，一是散文化的语言风格。二者都可以说是用夸张的手段，或者说是在近于夸张的程度上来塑造一种新的美。而这也就是韩愈在李杜之后，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，力破余地，推动我国诗歌艺术继续发展的道路。

什么是韩诗中的“狠重奇险”的境界呢？实质上就是用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，征服那些通常认为可怕可憎的形象，以及其他种种完全不美的形象，而创造出某种“反美”的美，“不美”的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