夕阳如血，湖水成血。刘伯温看到一条大而肥的鱼，慢慢地游到湖面上来，一转身，又游回湖底，带走了一片血色。他又去看那夕阳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友谅死矣。”

朱元璋大吃一惊，去看陈友谅的舰队，想看出点儿陈友谅已死的蛛丝马迹来，但他看不到。刘伯温又说：“友谅死矣。”这一次，他的声音微颤，像是一根刚被人拨动过的琴弦。

朱元璋未作片刻考虑，喊向他的那些参谋们：“赶紧给我作篇《祭陈友谅文》!”他没有英雄相惜的高尚情怀，文章一成，他就叫一些嗓门大的士兵对着陈友谅舰队朗读起来。这个时候，陈友谅的将军们冲进指挥舰，在满仓的腾腾雾气中，他们看到了陈友谅的尸体。

陈友谅舰队霎时崩溃，朱元璋趁火打劫。在乱哄哄中，张定边带着陈友谅的次子陈理冲出包围圈，进入长江逆流而上，逃回了武昌城。

鄱阳湖之战的尾声正式结束，陈友谅大汉帝国的尾声开始了。

大汉余音

几年后，朱元璋和刘伯温一起回忆鄱阳湖之战，刻骨铭心。朱元璋说：“鄱阳湖之战，炮声击裂，如同滚滚天雷在头上飞奔，将士的呐喊，纵然鬼神听了也会吓得哭嚎。从早到晚，一连四日，日日心惊胆战。”他看着刘伯温，“你当时就在船上，可以说是与我共患难的人啊!”

但刘伯温记得的好像并不是这些，而是当朱元璋取得鄱阳湖之战胜利后回到应天的情景。据刘伯温回忆，朱元璋犒赏了活下来的将军们后，对刘伯温说：“我现在很悔恨当初去救小明王，如果不是老天的眷顾和陈友谅的愚蠢，我现在真不知身在何处。”

朱元璋说陈友谅愚蠢的理由，指的就是陈友谅应该直趋应天，而不是去攻洪都。这个论点，刘伯温早就反驳过，陈友谅远没有朱元璋想的那么蠢，他有他的计划。朱元璋说人家愚蠢，不过是一个三流货色侥幸成功后，对对手的刻意贬低而已。

他在沾沾自喜时，刘伯温冷冷地提醒他：“别忘了，陈友谅的大汉帝国还在呢。”

大汉帝国的确还在，武昌城中虽然哭声一片，但陈友谅的大旗依然高高飘扬，大汉帝国又有了新的领导人——那个逃回来的陈友谅的次子陈理。

1363年农历十月，朱元璋命徐达率领主力部队扫荡陈友谅地盘，徐达兵团如风卷残云，一路势如破竹，进抵武昌城下。武昌城顽强抵抗，徐达在武昌未占到半点便宜。春节即将到来时，朱元璋命令徐达继续围攻，而主力则撤回去扫荡陈友谅其他地盘。

1364年农历二月，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在朱元璋疯狂的扫荡下只剩武昌一座孤城，朱元璋见时机已到，亲自出马，来到武昌城下。在持续不断且质量极高的攻击下，武昌城陷落，陈理在城池即将陷落时出城投降。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度过了最为光辉的三年和最为惨淡的一年后，退出历史舞台。

朱元璋赢了，他几乎赢了整个南中国。不过，胜利者未必就是真王，失败者也未必就是真寇。宇宙中，最势利的动物非人类莫属，因为人类往往以成败论英雄。

陈友谅败了，可他应该有个接近于事实的评价。如果我们把陈友谅和朱元璋进行一番对比，就会得出一个并不讨朱元璋喜欢的答案：陈友谅和他半斤八两，他没有高出陈友谅半分，有时候，他还矮了陈友谅几分。

朱元璋说，陈友谅不讲道义，是禽兽，因为他杀他的主人徐寿辉。如果单从弑主这个角度来说，朱元璋连禽兽都不如。陈友谅固然杀了他的主子徐寿辉，但人家只杀了一个，而朱元璋杀了两个，一个是他的主子郭天叙，另一个则是几年后的小明王。陈友谅杀徐寿辉是敢作敢当，人家承认自己杀了徐寿辉，可朱元璋杀郭天叙、小明王，却到死都不承认，把责任统统推到别人身上。陈友谅如果是真小人，朱元璋就是伪君子。伪君子大言不惭地指责真小人，世界上最荒唐透顶的事莫过于此。

朱元璋还说，陈友谅凶暴，在内部搞政治斗争，把所有人才都杀掉了。如果这指责不是信口开河，那我们很难解释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的英雄智慧和英雄行为。我们更难解释，为什么在陈友谅去世后，大汉帝国在残破不堪的情况下，还支撑了四个月。事实上，朱元璋才是个搞政治斗争的顶级下三滥，他在建国后一系列屠杀功勋的行为，陈友谅望尘莫及。如果当时陈友谅还活着，看到他凶残的杀戮行径，肯定会毛骨悚然。

毋庸置疑，陈友谅在道德上有瑕疵，但那个混乱的年代，你讲道义，正如到猪圈里讲五线谱一样，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说，一不小心，就会被猪吃了。政治和道义是各行其是的，谁如果把它们搞混了，谁就必然死无葬身之地。朱元璋又何尝讲道义？他最卑鄙的行径之一就是，用自己没有的东西去评价别人。他没有道义，却总喜欢用道义去评价他的对手。

陈友谅雄心壮志，胆气逼人，敢作敢为，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之一，但凭朱元璋那些猥琐卑鄙的行止，他连给陈友谅提鞋都不配。陈友谅无法和朱元璋相比的就是手腕，朱元璋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，用一系列为人和处世技巧来拉拢住别人，让别人为他赴汤蹈火，但他从不用真心回报。陈友谅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，可惜老天爷没有给他一个刘伯温式的谋略家，这就是命，人力在命运面前必须要止步。

朱元璋赢得鄱阳湖之战的胜利，并不能证明他比陈友谅高明到哪里去，如果不是刘伯温和多次命运之神的眷顾，失败的可能是他。